一、《民法总则》民商合一的主要制度规范的分析及显性缺陷
（一）商法渊源体系
《民法总则》完成了被视为民商合一的标志性立法任务，确立了解决商法的渊源体系及适用位阶，即商事特别法—民法—习惯，明确商法规范作为特别法优先于民法而适用。但是商法学界认为商法规范与民法规范之间还有商事习惯的适用，相应立法论上的渊源适用应该是“商法—商事习惯—民法”。所谓“民法是一般法、商法是特别法，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适用”的公式忽略了商业习惯法的缓冲作用，根本上否定了商业习惯法在商法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商事习惯优先于民法规定的位阶安排，更有利于商法独立性的实现，此外，这是对商事主体意思自治即商事自治原则的严格贯彻与最大尊重，也是“形式上民商合一、实质上民商分立”民商合一体例的必然要求。
（二）商事主体制度
《民法总则》关于民商合一的着力点落在了民商事主体的合一，由第二章“自然人”之第四节“个体工商户和农村承包经营户”、第三章“法人”、第四章“非法人组织”，包括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等组成的民事主体制度包含了规模性的商事主体制度规范，从形式上完成了民商事主体合一的制度构建，同时营利法人之定义厘清了营利法人的内涵和外延，解决了商事立法长期未能解决的核心范畴问题。
但是《民法总则》对于单行特别商事法的援引未加节制，尤其第三章“法人”对《公司法》的直接援引已经到了抄袭的程度。一般法规范与特别法规范的大量重复，减损了法典化的价值功用，伤害了民法典的基本法地位，同时还动摇了商事单行法早已形成的内在体系，虚化了其特别法规范的应有地位。究其原因，不仅与立法指导思想上以民法规范之名行过度追求民商合一有关，同时暴露出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不成熟。